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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遊戲2》背後你沒發現的事:從心理學到音樂治療的對話!

作家相片: Zoe WengZoe W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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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魷魚遊戲 2》:挑戰權力的核心


自從《魷魚遊戲 2》上映後,這部全球熱門影集再次引爆話題。第一季在 2021 年疫情期間橫掃全球,成為排行榜冠軍,如今第二季一樣憑藉驚人的故事張力和話題性,再次登上各國的流量榜首,甚至澳洲雪梨還出現了模仿劇中場景的宣傳活動,足見其影響力。


相較於第一季,第二季的主題更加深刻,聚焦於挑戰權力的結構與上位者的角色。劇情展現了主角如何面對不平等的社會結構,試圖進入核心層次表達反抗的想法。這部劇透過引人深思的角色行為,探討了個人在面對不公時的選擇與行動。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男主角從第一季的勝利者轉變為第二季的行動者。他染紅了頭髮,原本應該前往美國的旅程被中斷,選擇繼續追求破解整個社會系統的真相。這樣的情節不僅延續了第一季埋下的伏筆,也讓觀眾更期待接下來的第三季如何發展。


對許多觀眾來說,這部劇的吸引力在於不僅能帶來娛樂,還能激發思考。劇中角色的核心動機、台詞的深意,甚至每個情節設計背後的含義,都值得反覆推敲。就算尚未完整看完全部集數,僅是前幾集的內容,也足以讓人印象深刻。例如,第一集中孔劉的登場情節,讓觀眾在震撼之餘,也不禁反思角色行為的意圖與後續發展。


麵包與彩票的遊戲:揭露人性與權力的交錯


在《魷魚遊戲 2》的第一集中,有一場極具象徵意義的場景:孔劉飾演的角色在公園中面對一些無家可歸者,提供了兩個選擇——左手邊的麵包或右手邊的彩票。這場看似簡單的遊戲,揭露了深刻的人性和權力的複雜性。


這並非高層安排的遊戲,而是孔劉的角色自發設計的測試。他在享受提供選擇的過程中,實則藉此羞辱那些陷於困境的人,無情地展現了其對權力的掌控與滿足感。他在看似「賜予資源」的同時,也透過踐踏選擇來嘲諷那些面臨現實窘境的人。這場遊戲不僅是對參與者的挑戰,更是對觀眾的拷問:當一個人擁有權力時,他會如何面對他人?


值得注意的是,孔劉的角色坦承自己曾經是社會底層的一員。然而,當他站上權力的高位後,他的性格似乎也隨之改變。這讓人不禁反思:「換了位置是否真的會換了腦袋?」曾經需要幫助的人,如今卻成為主導遊戲、操控他人的權力者。 這段情節讓人印象深刻,進一步深化了劇集對人性與社會架構的探討。


史丹佛監獄實驗與習得無助心理狀態:揭示人性與權力的陰影


影片中對權力帶來的心理變化的探討,讓人不禁聯想到心理學史上著名的「史丹佛監獄實驗」。這個由史丹佛大學心理學家設計的實驗,旨在研究當人被賦予權力時,其行為和心理會發生怎樣的變化。


在實驗中,參與者被隨機分為兩組,一組是扮演囚犯的「受控者」,另一組是扮演執法者的「掌控者」。最初,所有參與者都將實驗視為角色扮演,執行被分配的任務。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執法者開始因手中掌握的權力而逐漸展現出不符合人性的行為,例如對囚犯進行侮辱甚至虐待。另一方面,囚犯則因反抗無果而漸漸陷入「習得無助」的心理狀態,認為任何掙扎都是徒勞,最終放棄了反抗。


這個實驗本計劃進行兩週,但僅僅六天便因參與者的心理狀態惡化而被迫終止。一名女性博士生觀察到,執法者的行為已經「走火入魔」,完全忽視了囚犯的尊嚴,囚犯則因壓迫而呈現極度消極的心理狀態。在她的強烈建議下,實驗才得以中止。


史丹佛監獄實驗以其對人性與權力結構的深刻揭示而聞名,並被翻拍成電影,對此主題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找來一看。這項實驗與《魷魚遊戲 2》之間的相似性,無疑讓觀眾更能理解當人置身於極端權力不平等的情境中,心理如何被改變,以及人性在權力面前如何展露其脆弱的一面。


習得無助的囚犯和失去人性底線的執法者,讓我們不得不反思:當環境和角色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和行為是否也會隨之改變?這或許正是劇集與心理學實驗共同帶給我們的重要啟示。


Zoe 在工作時的反思:在無助中用音樂即興創造選擇的可能性


身為音樂治療師,Zoe 常常反思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在一個充滿限制的醫院系統裡,音樂治療為什麼如此重要。她提到,自己工作的地方雖然不是監獄,但某些情境卻很像。一些病人因法官判定具有自傷、傷害他人或社會的風險,必須被強制住院,通常住院期間為 6 週到 3 個月。在這樣的環境中,選擇權幾乎被剝奪,治療師的角色顯得格外關鍵。


Zoe 分享了一個讓她印象深刻的案例。一位罹患思覺失調症的女性個案參加了一場即興音樂的小組活動。當時,組內的 3 至 4 人被鼓勵自由選擇樂器,並用音樂即興創作。在短短的 1 至 3 分鐘後,那位個案忽然問她:「音樂治療師,我們這麼吵,你怎麼還沒瘋掉啊?」


面對這樣的問題,Zoe 微笑著回答:「這是我的工作。」她保持冷靜的態度,繼續專注在音樂治療的過程中。透過簡單的樂器選擇和即興創作,Zoe 為個案在一個幾乎沒有選擇的環境中創造了選擇的機會。這種小小的舉動讓那位患者坦言:「妳人真好,我最喜歡來上音樂課!」


Zoe 強調,音樂治療的核心在於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讓患者能夠自由表達自己,感受到被尊重與接納。即使醫療環境不具彈性,她仍努力讓個案在治療中找到一絲自主性,展現最真實的自己。這樣的經歷,也讓她更加深刻地體會「選擇」對於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男主角從第一季到第二季的內心轉變


在劇情發展中,主角陳奇勛的內心轉變是一大亮點。他從第一季中一個被迫參與遊戲的普通人,逐漸演變成第二季中對抗權力體制的核心角色,但這個過程中,他的價值觀也悄然發生了改變。


其中有一幕對話讓人印象深刻,當陳奇勛接近權力核心並計劃帶領大家反抗機構時,他曾透露了一句話:「如果是為了大局,可以犧牲必要的人。」這句話揭示了他的思想轉變——從挑戰權力壓迫者,到漸漸接受某些「必要犧牲」作為手段。這讓觀眾看到,當他站在不同的位置時,思考的方式與顧慮的優先級也隨之改變。正如劇中所呈現的「換了位置,換了腦袋」,權力對人性的影響在這裡被刻畫得淋漓盡致。


值得一提的是,劇中權力象徵的「1 號」角色多次與陳奇勛有互動。他不僅與主角同組,甚至在遊戲中刻意拖延或試探陳奇勛。例如,他在甩陀螺的比賽中表現得極差,明顯是在干擾進程。同時,他還透過一系列對話向主角提問,例如「犧牲一些人的生命是否可以接受」,這些細節讓整個劇情更加緊張且發人深省。


飾演「1 號」的李炳宪將這個角色詮釋得十分出色。他的表情微妙又充滿層次,既要表現出像普通參賽者一樣的無害感,又不時透露出一種「一切盡在掌握」的氣場。他的表演細膩,讓觀眾能從微小的神情與行為中捕捉到角色內心的複雜性。


整體來說,陳奇勛的轉變與「1 號」的互動是第二季的一大亮點。導演巧妙地運用畫面與對話,讓這些轉變與試探變得格外生動。同時,編劇通過角色的價值衝突,深刻地探討了權力對人性與道德的影響。這些細膩的安排,使《魷魚遊戲》在娛樂性之餘,還帶給觀眾更多反思與餘韻。


音樂治療師的反思:以個案為中心(Client-Centered Approach)


在《魷魚遊戲 2》中,不同角色在權力與情境轉變下的心理反應,讓我身為音樂治療師的實習生(trainee)有了深刻的反思。這部劇啟發我去思考:當我們的位置與責任改變時,該如何保持初心,並真正以個案的需求與利益為中心?


身為一名治療師實習生,我常因為擔心自己做得不夠好而感到壓力。例如,是否該為個案做得更多?是否能真正幫助到他們?而當我正式成為一名音樂治療師,擁有執照後,這份專業資格無疑會賦予我更多能力與信心,但同時也需要提醒自己,始終將焦點放在個案身上,確保所有的治療過程都以個案的需求為優先。


這樣的反思也讓我意識到,無論我們身處何種專業位置,持續檢視自己的初心是至關重要的。當責任或角色發生變化時,對個案的專注與關懷更應該被強化,而非隨之淡化。作為治療師,我們的核心價值在於為個案提供一個安全的空間,讓他們能夠以自己的方式成長與探索。


換句話說,即使位置與責任會隨著經驗增長而變化,我們仍需不斷提醒自己:個案的需求才是治療的核心。以此為指引,不僅能幫助個案,也能讓我們在專業成長的道路上始終不偏離初衷。


多元團隊的合作與溝通


在精神健康體系中,每個助人工作者都需要不斷反思。整個醫療團隊由醫生、護理師、心理師、職能治療師等專業人士組成,而音樂治療師算是相當 client-based 的角色,會站在個案的角度,讓他們自主選擇樂器。


在多元團隊中,不同專業人員都有其獨特的立場與思考模式。這種差異往往會在臨床實務中浮現,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舉例來說,當個案想在非治療時間借用電子琴到病房練習,從音樂治療師的角度,這是支持個案興趣的。但從護理師的立場來看,可能會擔心琴聲過大干擾到其他病人。


面對這樣的情況,音樂治療師需要找到一個平衡點,比如安排固定的練習時段。這不僅要考量到每個專業角色的工作需求,也要顧及整個醫療環境中其他個案可能受到的影響。畢竟,這是一份與人共事的工作,需要不斷調整與變動。


確實,所有與 human being 相關的助人工作都不容易。即使是來自相同文化背景的人,也會有不同的面向、行為、思想與性格。正因為存在著太多的可能性,我們更需要保持彈性,適時調整工作方式,以達到最好的治療效果。


音樂治療師的價值


作為一位音樂治療實習生,Leticia曾在急性失智症病房工作。那裡的病人多是非自願入院,通常是因為在家中出現難以控制的症狀,才被送進急性病房。在那個環境中,身為實習生的無力感特別強烈,可能是因為這是一個住院單位,又或者是因為主要聚焦在失智症個案上。


整個醫療環境步調相當快速,想要進行開放性團體活動或一對一治療都很難持續維持。這種情況容易讓治療師陷入「習得無助」的狀態。然而,從觀察資深音樂治療師的工作方式,Leticia發現他們扮演著「調節緩和者」的重要角色。


在這個快節奏的醫療環境中,只有在音樂治療的時刻,步調才能真正放慢,專注在當下。對於失智症患者表現出的憂鬱或躁動,音樂治療師並非單純地想用音樂安撫情緒,而是選擇陪伴他們面對當下的狀態。這種陪伴讓整個節奏變得緩慢,更貼近病人的需求。


在封閉式病房(Close Unit)中,病人需要醫生或檢查官的許可才能外出。這樣的設置某種程度上類似史丹佛監獄實驗中描述的監獄環境,是在國家權力下運作的社會安全網。從更大的系統角度來看,音樂治療師就像在為政府服務,維護社會安全。但若從醫療團隊的層面來看,音樂治療師又是最具彈性、最人性化的角色。


真正成為音樂治療師後,才能深刻體會到這個職業的獨特價值。在不同的工作環境中,音樂治療師通常扮演著調節與緩和的角色,就像是在扮演「白臉」一般,為整個醫療體系帶來更多人性化的關懷。


透過這樣的對話認識音樂治療師,了解這個專業的多元面向,是很有意義的事。未來Zoe和Leticia也可以選擇更輕鬆的主題,像是迪士尼電影,用不同的方式讓更多人認識音樂治療這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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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相關連結:

案例4-3 史丹福大學的模擬監獄生活實驗: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case/detail/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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