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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音樂治療師從來都不是隨機選擇:從文化調適到專業認同的跨國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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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zu-Chin Hsu/編輯潤稿


Zoe和Amanda的認識經過

Zoe 和 Amanda 的緣分,可以追溯到 2020 年疫情剛開始的時候。當時,Amanda正準備出國念音樂治療,為了加強多年沒碰的音樂能力,便請教療心室團隊中的Zoe,獲得申請學校上的建議。Zoe當時介紹了一位他的大學同學──爵士鋼琴家 Julian。Amanda 和 Julian 學習了將近一年,從他那裡打開了爵士音樂的大門,也在後來赴英留學時持續精進。

Julian 的教學風格融合了 Jazz 和 folk(民謠),啟發她的臨床即興(clinical improvisation)、爵士即興(jazz improvisation)和演奏技巧,也讓她開始嘗試各種音樂表達方式。這些經驗成為她與心理健康對話的重要媒介。而她就讀的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簡稱 ARU)也鼓勵學生學吉他,讓她能更自在地用音樂表達內在狀態。

Zoe也分享了對這段認識的回憶。Amanda 是療心室最早期參加留學諮詢服務的幾位學生之一。她當時請我們協助修改履歷、諮詢學校方向,也積極實踐回饋,像是報名參加林心敏老師的音樂工作坊,突破古典音樂的框架,開啟自由即興的可能性。

在準備過程中,Amanda 共申請了三所學校:英國劍橋的 ARU、蘇格蘭的 Queen Margaret University(QMU),以及Zoe曾就讀的 SRH。最後三間都順利錄取,令人敬佩。


雖然她自嘲是「壓線族」和「拖延患者」,但她的努力與行動,無疑是今天成為音樂治療師的重要起點。


To be a therapist is not a random choice

Amanda 分享自己是在招生截止前最後一個月才匆忙送出申請。也許正因為接近招生尾聲,學校的流程異常迅速,短短一兩週內就完成了面試與錄取,讓她能更快做出決定。但這份「快速」的背後,其實是一兩年來的默默耕耘──從練琴、學習即興,到積極準備留學,她早已為轉換人生跑道做好準備。「那時真的是抱著破釜沉舟的決心去做的。」


她提到,在 Anglia Ruskin University(ARU)上課時,老師曾引用過一句話,也可能出自某本書:「To be a therapist, it's not a random choice. It's never a random choice.」要成為治療師,從來不是隨機做出的決定。我們會走上這條路,必然與過去生命中發生的事有關。

Zoe 深有同感:「我覺得自己很幸運,如果能再選一次,我還是會想當音樂治療師。」雖然這條路很累,但她也感受到某種使命感。這份選擇,來自對過去的整理,以及重新建立與音樂之間的連結。

ARU 的第一份入學作業就是〈What’s music means to me〉,要書寫自己與音樂的關係。透過這樣的練習,Amanda 開始深入反思──童年學音樂的經驗、父母對她練琴的影響、曾經的挫折與重燃的熱情。這樣的自我探索,也逐漸讓她找到對音樂的新理解與認同。「歐洲的學校很重視這種辯證式思考,總是要我們不斷反思、對話」。她們發現,越來越多亞洲學生選擇到英國念音樂治療。Amanda 是那一屆唯一的台灣人,但下一屆又多了一位,再下一屆甚至有超過一半的同學來自東亞。


在英國念書時增加對社會的認識與音樂治療的價值

在英國留學的過程中,Amanda 深刻體會到,要在異國找到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其實並不容易。她提到:「大家都知道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最基本的是生理需求,接著是安全感、歸屬感,最後是自我實現。但當你離開熟悉的家鄉,到了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最基本的安全感往往就會動搖。」Amanda 說,自己在英國最不能適應的就是各地的口音。「劍橋相對單一,是所謂的精英城,社經地位普遍較高。我的實習學校裡,幾乎所有人都是白人,連學生中有色人種都不到 5 個。在那裡,我是唯一的亞洲人。」

這樣的環境讓她曾經懷疑自己:「為什麼我要來治療別人?其實是我很需要被治療吧。」當所有小朋友的英文都比她流利,每一次溝通都像挑戰,也曾讓她陷入自我價值的質疑。Zoe 提醒她:「你能在這裡實習,代表你有值得被選中的價值。不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Amanda 聽完也點頭說:「我覺得,是因為我能提供有趣的音樂互動。音樂可以更直接的讓孩子展現出真實的生理與心理狀態,有些孩子在教室裡一言不發或情緒失控,但在音樂治療中卻能展現最真誠的模樣。」

這樣的「真實性(authenticity)」正是音樂治療師的核心價值。Amanda 強調,治療師的工作之一,是引導孩子將這份真誠延伸到日常生活中,這是她在第一年實習中不斷努力的方向。

她坦言,當初並不知道劍橋所處的 East Anglia 區域,是英國白人比例與社經地位最高的地區之一,這樣的結構讓她面臨許多文化和心理層面的調適,這樣的背景並非所有人都會遇到。「社會階層存在於每個國家,只是我們平時可能不自覺。把自己放進全新的環境時,才會突然看見──原來社會是這樣運作的。」


異國的文化調適與適應

Amanda分享到:「留學生活賦予了我一種特權,能夠觀察截然不同的社會環境運作方式。劍橋、英國、台灣以及我曾待過的不同城市,實際上都各有其獨特之處。留學後帶給我的珍貴禮物,是培養了更加敏銳的觀察能力——一種與環境接壤、與在地結合的能力,讓我能夠在異地找到可以安心立足的事物、店家,並與之產生情感連結。這些體驗已經超越了知識層面(beyond the knowledge),是書本上學不來的社會學與文化調適」。在英國,大家能量都很高,見面總要閒聊(small talk):「How are you? How was your weekend?」雖然我現在已經變成美國腔(想想,沒關係)。我會聆聽自己的氣場或者行為模式,然後去跟環境看起來比較像。久而久之,會發現這樣其實很美好。 當我中間回到台灣休息的那個暑假時,我就在慢慢調整這件事情,讓自己有辦法在異國環境中做自己,接受自己的不同,並允許自己有一個比較台式的方式,或者符合我個人氣質的表達。我不需要去跟英國人一樣,因為本來就不一樣啊。 現在大家遷徙的越來越多,包括難民或尋求庇護的人,其實都會有這些文化適應的症狀,這不應該被輕忽。


我以前從未想過這個問題,會覺得認識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對我來說一開始有點不自然。當我在台灣是一個種族多數時,一切非常自然;但在英國時,我突然變成一個少數族群,就會開始感受到一些困惑,也會意識到自己在台灣其實是很占優勢的。 Zoe說到,台灣也有許多不同的族群。之前在美國參加一個研討會(conference),有人特別討論到台灣有不同的客家人、閩南人、原住民和新住民。這些族群其實越來越多,只是我們以前的成長環境可能沒有去注意到其他人,或者我們就像直線上的火車,直接被送到另一個地方——非升學不可的軌道。

其實在這過程中,周圍還是有很多不一樣的人。 台灣確實有越來越多不同的人,去認識他們、理解他們的文化和習慣,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做的事情。 Zoe大學時期在音樂檔案中心工作,常常聽的是達悟族的音樂、阿美族的音樂,然後布農族的八部合音。我以前還會分辨他們不同的唱法,以及不同族群音樂的功用,比如說什麼儀式的音樂、小米豐收季的音樂,或者是口述傳說——這是長老要傳給子民們的音樂。


台灣的音樂教育裡面其實非常西化(westernize)。我們連收垃圾都是貝多芬的音樂,還有捷運松山新店線也是蕭邦的《夜曲》。Amanda說:「我覺得我也還在努力認識這塊土地。我原本是完全不會講台語的,因為我們家不太會講。回來台灣以後,尤其是在高雄這個台語大縣,我就開始學台語,然後就會發現台語表達自己的方式也會變得很不一樣。對我來說會更直接,就更有一種全身的氣都通了的感覺」。


音樂治療師的形象是怎麼樣?

在英國時,有位治療師曾說過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學習音樂治療的過程,其實是一段不斷自我反省的旅程。」這條路上,我們會一直問自己:「我是誰?我為什麼想成為音樂治療師?是什麼造就了今天的我?」說真的,這是一條不歸路(笑)。因為我們所處的環境、接觸的個案每天都在變,我們自身也不斷成長。所以這是一個持續性的思考與調整過程。當我從英國回到台灣工作時,老師說:「你知道嗎?過了兩年,你不一樣了,台灣也不一樣了。」這句話讓我理解到,帶著好奇心(curiosity)去重新認識「家」,是多麼重要。從這個角度來看,音樂治療師其實就像是百變金剛。我們不只面對他人,更是每天都在誠實面對自己。我們勇敢地處理對環境與個人課題的回應,也鼓勵個案去誠實面對自己的生命狀態。這一切,是在成為音樂治療師前很難想像的深度與挑戰。


說到音樂治療師的形象,其實非常依工作場域而異。在Zoe過去於成人精神科工作的經驗裡,常常得維持「Poker face(撲克臉)」。尤其身為一位年輕亞洲女性,要在那樣充滿挑戰的環境中保護自己。為了避免被不當調戲,Zoe 會刻意戴上粗框眼鏡,營造專業、冷靜的形象。尤其在精神科,有些個案會因為他看起來年輕,就用一種輕浮的方式應對,彷彿他只是個「會唱歌的小朋友」。相較之下,現在從事早期療育工作的Amanda,就像是一位活潑的姊姊,有時甚至像個音樂小精靈,帶著各種樂器與遊戲,陪伴孩子們在音樂中玩耍與探索。然而在醫院裡工作的時候,形象又得再調整。例如在成人精神科的急性病房,我會穿著較成熟的衣服以建立信任感,同時也選擇方便活動、不怕髒的黑色運動服裝。因為你永遠無法預測會遇到什麼突發狀況,有時候個案可能會有吐口水等衛生問題。我們甚至笑說,穿著全黑運動服的我們像是女特工,唯一少了的是手上的電擊棒!


到了學校環境,音樂治療師又變成另一種樣貌。因為在校園裡,「老師」往往被期待是「有趣」的,我們經常像聖誕老公公一樣背著滿滿的樂器和教具,把教室佈置成孩子們喜歡的空間,然後用音樂與他們建立連結。所以,音樂治療師到底長什麼樣子?有時是聖誕老公公,有時是神力特攻隊,也可能是活潑姊姊或冷靜專業的治療師。我們真的很像變形金剛,必須具備各種適應不同情境的能力。除了角色百變,我們也常要向社會解釋我們是誰。像是在街上填問卷或介紹自己時,說自己是音樂治療師,對方常會說:「喔,音樂老師啊!」我總是耐心地解釋:「我們比較像職能治療、物理治療,是復健醫學的一環。只是我們使用的媒介是音樂,幫助改善非音樂性的目標,包括生理、心理、社交、人際互動等等。」也會補充:「我們也會在醫院裡工作。」這樣一來,大家比較能理解我們的專業與應用場域。


不論我們的外在形象如何多變,我認為真正讓音樂治療師與眾不同的,是那份不斷自我對話的勇氣,以及用音樂去理解與陪伴他人的能力。


音樂治療的工作:在變動中調適與適應

在向他人解釋「音樂治療是什麼」的過程中,我們總會遇到形形色色的反應。是否能真正理解我們的工作,有時真的只能靠緣分。這句話一點也不誇張,因為我們往往要重複解釋數十次,甚至常開玩笑說:「要不要乾脆錄一段音檔,直接播給大家聽?」音樂治療師的專業,不僅止於治療室內的音樂實作,還必須延伸至推廣與跨領域的溝通能力。我們花費大量心力,去讓更多人理解這個專業的價值與運作方式。在台灣,仍有許多音樂治療師投身於早期療育領域,而「如何讓家長理解我們在做什麼」,是一項非常實際的挑戰。舉例來說,當孩子在治療室裡「弄得一團亂」(make a mess),有些家長可能會開始產生質疑:「這真的算是治療嗎?」這時,治療師必須主動成為溝通的橋梁,與家長建立合作關係。這是一種「共同照顧者」的姿態,而非單向的專業指導。


Amanda目前擔任兒童音樂治療師還不到兩個月。一開始進行個案評估時,其實會不太確定該如何與家長對話、該問什麼問題。但後來發現,台灣多數接受早療的孩子,往往同時進行語言治療、職能治療、物理治療等服務。唯有充分了解孩子平常的生活與課業狀況,才能避免不同治療項目的重疊與衝突,發揮音樂治療作為補充與輔助的最大效益。「合作」成了這份工作的核心價值之一。我們不只是與個案合作,更與家長、專業團隊,甚至整個家庭系統進行協作。

音樂治療師,無疑是一群在變動中持續調適、尋求創新的人。我們的職涯不像一般傳統行業,在人力銀行或求職網站上隨處可見。我們往往要自己創造機會、主動出擊,並且具備高度的彈性與適應力。不僅如此,我們還得學會一些「意想不到」的技能——例如防身術。


的確,很多挑戰都發生在治療室之外。我們要去推廣音樂治療、舉辦講座、與社區建立連結、向大眾說明自己的專業。有時候,一天當中,真正與個案工作的時間可能只是少數,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這些外部溝通與行政事務上。而臨床工作結束後,我們還得安排督導、持續進修,這些持續學習的歷程從未停止。這份工作非常有挑戰性,但同時也充滿新鮮感。它是一個需要高度彈性與整合能力的職業,讓我們不斷反思自己在環境中的角色,也重新認識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所以,如果你正考慮踏入音樂治療這條路,要有心理準備:這不只是音樂和治療的結合,更是一場跨領域、跨文化、跨角色的深度對話。願我們都能在變動中找到自己的節奏,用音樂連結人心,也照顧自己。


音樂在生活中的角色與功能

在音樂治療的實務與訓練中,「信任」是一個反覆出現的關鍵字。Amanda在英國念書的時候,參加過一些體驗式的團體活動,每當活動結束時,老師總會請大家用一個字來總結這次的經驗,很多同學都選擇了 “Trust”。但當時的他,並無法完全理解這個詞的深層含義。直到回到台灣,真正走入臨床工作後,Amanda才開始體會——兩年的音樂治療專業訓練、多年來的音樂學習歷程,加上個人的生命經驗與真誠的心,這些都是他與個案互動時無可取代的寶貴資產。因此,學會信任自己,也信任與個案的連結。與一段安全與信任的關係中共處,是治療關係建立的第一步,唯有如此,後續的改變與支持才有可能發生。


正因為音樂治療師是「用自己」來工作的——用治療師的人格特質、個人魅力,甚至是脆弱與經歷——每一位治療師都是獨一無二的。所以我們更需要照顧好自己,才能有效地運用所有內在資源去支持個案。Zoe曾分享的一本書《Music Therapist's Handbook》,其中的最後一章談的就是 self-care,提醒我們:唯有先照顧好自己,才有能力照顧他人。


那麼,對我來說,音樂在生活中到底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Amanda是一個非常需要音樂的人。他說:「無論是在英國,還是回到台灣,我的腦中幾乎時時刻刻都有音樂。吃飯、做事、通勤時,我都會依照當下的情境與心情播放不同的音樂。就像煮牛肉麵的留學生一樣(笑),我會一邊享用餐點,一邊思考食材的來源,然後播放那個文化背景的音樂。吃義大利菜時,我可能會選擇聽義大利民謠;品嘗西式料理時,就來點爵士。」

這對Amanda來說,是一種「用音樂環遊世界」的方式。而當他回到台灣,也會多聽一些本土創作或小眾音樂,讓音樂成為他與這片土地之間的連結媒介。Amanda與成人個案工作時,也會陪他們一起打造屬於他們的歌單:有的歌單適合在烹飪或做家事時播放,有的則是為了舒緩焦慮或陪伴情緒。甚至,不同的樂器也可以承載不同的情緒與象徵——例如對他來說,鋼琴是一種比較貼近自我個性(whole personality)的表達,而唱歌或小提琴則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這些探索,讓我開始思考:不同的樂器,是否也在潛意識中,承載著不同的文化象徵與心理功能?這樣的連結,其實已經進入到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的層次。


我們今天的節目從文化調適聊到音樂治療師的多重角色,再談到音樂在生活中的多重功能。無論你是希望用音樂來照顧自己,還是好奇音樂如何與文化、心理產生連結,我們都邀請你一起加入我們的「音樂療心室」。這將會是一段持續進行的對話,也是一段關於聲音、生活與療癒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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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 音樂療心室 podcast 節目致力於為聽眾創造一個溫暖的音樂、心理與成長空間。作為一個結合音樂、心理健康與自我成長的 podcast 節目,我們透過四個特色單元,陪伴聽眾挖掘生命中那些值得珍視的片刻,找到屬於自己的旋律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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