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療的行列。在冠妤念大學的時候，台灣其實沒有音樂治療系。大家在念的時候一開始也都不是本科系，頂多是相關科系，如音樂系，或是職能治療、物理治療或心理系。輔仁大學是較早開設相關課程的學校，一開始先從在職進修班開始。後來輔大、東海等學校慢慢有越來越多的音樂治療課程。這樣的學制讓許多原本的正職人員，如藥師、護理師等相關背景的人，能夠邊工作邊念學位，成為台灣當地的音樂治療師。

另外她在英國念書時發現，同學們也都來自不同行業，有些背景相關，有些沒有那麼

相關。她的同學包括護理師、心理相關背景，以及音樂系的同學，這種多元化的背景在音樂治

療領域是很常見的現象。

選擇英國的考量

談到為什麼選擇英國，冠妤表示當時沒有想太多：「因為我只是想說要選英語系國家

，因為我好像不太想再學一個語言。」當時她在英國跟美國之間選擇，查美國的資料發現感覺

要念比較久。除了學制考量，地理環境也是很大的因素：「我覺得相較美國，我比較喜歡歐洲。我小時候旅遊或遊學都去過幾次歐洲，然後還有大學交換的時候也是去那邊，就是會對那邊有一種想要去那邊生活的憧憬。」

美國音樂治療教育

在學制方面，美國的學校比較多會需要有音樂治療背景的人才能去念音樂治療碩士，門檻會比較高，需要修很多音樂的學分。對於要轉職或沒有音樂背景的人來說，門檻可能會比較高一些。不過每個學校的要求都不太一樣。學費也是重要考量，美國的學費真的不低，英國學費也不低，但是要念的年份短，所以總體花費沒有到那麼高。

其他歐洲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奧地利維也納表演藝術大學的音樂治療是免學費的。奧地利在 2024年新開了碩士學位，他們以前是另外一個文憑的學制。現在慢慢也跟進其他國家的學制，有學士、碩士還有博士。不過，因為是新開的課程，在台灣的資訊比較少，課程內容等資訊也比較難取得。Zoe表示目前還沒有看過有台灣畢業的人，她認識一些日本韓國的學生念以前那個文憑畢業的，但是台灣人還真的沒見過。

荷蘭也有相關的音樂治療課程，學費也沒有到太高。歐洲除了英國以外，歐洲的學校

學費都不會太高。但相關的資訊較少，也較沒有聽過有人念過。

學習成本與助人本質的思考

Zoe提到：「大家自己評估一下你是比較有經濟能力的，還是比較有語言能力的。」冠妤當時沒有考慮去歐洲的其他國家，因為覺得念另外一種語言讓她覺得更困難。「如果學習成本很高的話，我覺得跟我們要做服務，或是做這行用音樂幫助人的這個本質又有出入。」冠妤認為，音樂治療教育的可近性是很重要的考量因素，「門檻變得很高的話，並不符合我們想要用音樂幫助人的初衷。」

冠妤是在 2020 年疫情期間申請到英國念書，於 2023 年畢業，是相對較新的畢業生。

她走的是「小資環遊世界學習」的路線，因為不是人人都能夠負擔昂貴的留學費用，在追求專

業發展的同時，也要考慮現實的經濟條件。

職涯發展與討論

不同的求學時程規劃

相較於冠妤從藥學系畢業後工作一段時間才出國念音樂治療，Zoe的求學路徑相對直接

。Zoe大學念的是音樂系，在大二、大三的時候就想要念音樂治療並出國。「我大四的下學期有些課我就先交，就是先弄完就先走，不過還是要拿到學位。」Zoe在大三那年就直接出去了，展現了明確的規劃和執行力。

冠妤：「我覺得就是有些想好跟沒有想好的差別，因為我就覺得我以前沒有，就大學

生沒有想很多未來的事情跟規劃。」Zoe則認為：「我覺得這很難想好。」確實，對於大學生來說，要在那個階段就規劃好未來的方向並不容易。

職涯發展的持續思考

但即使已經成為音樂治療師，冠妤仍在思考下一個階段的職涯發展。Zoe也說：「我覺

得我現在的樣態更像你以前當藥師的感覺，就是我也是當音樂治療師工作了幾年，然後我也在

想說要怎麼樣邁入下一個職涯發展的階段。」職涯發展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即使轉換到理想的

領域，仍會有新的思考和規劃需求。

醫院工作經驗與未來期待

冠妤曾在醫院全職工作大概 5 年左右，累積了豐富的臨床經驗。現在她對於回到醫院工作有了新的想法：「我其實蠻想去醫院的，就是如果是音樂治療的話，以另外一個身份回去醫院。」，她以音樂治療師的身份重新回到熟悉的醫院環境，將過去的醫療背景與新的專業技

能結合。她希望能夠做音樂治療的全職工作，但也坦言台灣的機會比較少。關於工作型態，冠妤和Zoe都經歷了類似的心理掙扎。Zoe說：「全職工作好累啊，我就感覺這樣就是全職，就想要兼職，然後兼職久了就跑來跑去，之後又覺得好像可以在一個地方待著。」冠妤也有同感：「因為我現在就是要跑來跑去，我就覺得我就有點累，但是我以前都覺得好好無聊。」Zoe笑稱這是種「別人家的小孩總是比較好」的心理，全職工作時嚮往兼職的自由，兼職工作時又懷念全職的穩定。

藥學背景來看音樂治療

從小與音樂的關係及藥師工作的反思

Zoe：你原本是藥師，是什麼契機讓你轉換跑道，開始投入音樂治療這個領域呢？

冠妤：我從小就有學鋼琴，算是跟音樂一起長大。一直到高中都還有繼續練習，不過後來因為

興趣很多，我選擇就讀生物科技和藥學相關的科系。當時家人也會希望我選一個穩定、有發展

性的職業，而我自己對科學也很有興趣，所以最後就當了藥師。

但實際在藥局工作的那段時間，我漸漸有一種感覺，就是我除了發藥、衛教以外，還能不能做

更多？有些民眾來領藥，其實真正困擾他們的問題，不只是疾病本身，而是情緒、壓力或生活

上的困境。當下我就想：「藥物能解決症狀，那心裡的部分呢？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照顧病人

的情緒？」

Zoe：這時候你開始想到音樂的可能性？

冠妤：對，那時候我還不知道有「音樂治療」這四個字，我只是在想，音樂是不是也可以拿來

幫助人？後來我自己上網搜尋，才發現原來「音樂治療」是一個已經發展得很成熟的專業領域

，在美國、歐洲等地都已經有完整的學術訓練和臨床制度。

當下我就非常有感，覺得這完全就是我一直在找的方向。它不只是音樂，也不只是醫療，而是

一種可以連結情緒與療癒的媒介。我後來就決定出國，到美國讀音樂治療的碩士，從零開始學

習。

從藥學跨入音樂治療的思考挑戰

Zoe：從藥學背景要跨進音樂治療的專業，感覺很跳 tone，會不會覺得難度很高？

冠妤：一開始真的滿辛苦的。藥師的訓練很強調邏輯性，有一個標準答案；但音樂治療很不同

，它講求「感受性」、「即時性」，你要當下觀察個案的反應，用音樂即興去回應他的情緒。

每一次的治療都很不一樣，沒有一個公式可以套用。

而且還要學很多心理學、發展理論，例如佛洛伊德、榮格、艾瑞克森等等，這些我以前在藥學

根本沒碰過。一開始上課時真的很吃力覺得「哇，我是不是進錯系所了？」。

Zoe：不過也因為你有藥學的背景，應該也能帶來不一樣的視角？

冠妤：沒錯，我發現，藥學背景其實變成我在音樂治療工作中的優勢。因為我對醫療現場的流

程很熟悉，也能理解疾病與藥物的機制，這讓我可以更有效地和其他醫療專業合作，尤其是在

醫院團隊裡，我會是比較能夠跨專業溝通的角色。

例如，當醫師或護理師討論個案的生理病史或用藥狀況時，我不會聽不懂，還可以把這些醫學

資訊轉化成適合的音樂介入方式。另外，我自己也很重視實證，我會去找研究或文獻，了解某

種音樂治療方法對特定疾病的療效，例如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或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TSD）等等。

從藥學到音樂治療：科學與藝術的融合

Zoe：所以你現在的角色，不只是治療師，某種程度上也是兩個世界的橋梁？

冠妤：對。我從來沒有覺得藥學的背景是被丟掉的，反而是它變成了我做音樂治療的基礎。這

兩個專業讓我可以更立體地看待「健康」這件事。健康不只是身體數值好，而是身心靈都有被

照顧、有被理解。我希望透過音樂治療，讓醫療環境可以多一點人性、多一點溫度。當我們願

意用音樂這種柔性的語言，去感受彼此，治療就不再只是「處理疾病」，而是建立一種真正的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冠妤談到，雖然藥學專業本身並不是直接應用在音樂治療的技巧上，但藥學的訓練背

景，確實在她學習音樂治療的過程中，帶來了不一樣的視角與影響。

藥學是一門強調實驗精神與實證科學的領域，無論是看文獻、追求證據等級，還是依

循標準治療指引（guidelines）來決定藥品使用，都是以量化數據為思維。這樣的背景，讓她

在接觸音樂治療時，感受到一種強烈的對比。

而音樂治療強調藝術性與感受性的探索。與藥學訓練中的邏輯、系統與數據為本截然

不同，音樂治療的學習更多是閱讀質性研究，並且了解對於內在體驗的連結。

在她的觀察中，音樂治療不太可能像藥學那樣，用一組 protocol 就能標準化處理每一

個個案，而是需要敏銳地覺察與理解當事人的內在狀態，並建立關係。因此，認為自己同時運

用了「理性的腦」與「感性的腦」，在兩個不同觀點之間找到平衡與融合。

學習路徑與學派的分享

冠妤也提到，自己的學習路徑受到學派與教授的影響非常大。她舉例自己畢業那年，

德國開設了 NMT（Neurological Music Therapy，神經音樂治療）的課程，剛好由該學派創辦

人之一 Michael Thaut 主持。Michael 本身是德國人，後來移民美國，目前則在加拿大任教。他將神經音樂治療的知識體系隨著移動而傳遞到不同國家與文化中。這樣的現象讓冠妤觀察到，不同音樂治療學派之間，有點像是心理學中的「家族譜系」，彼此之間既有傳承也有變化。

她也補充，歐洲本土的音樂治療學派，多偏向心理動力(psychodynamic）取向，和榮

格、佛洛伊德等精神分析理論有深厚的連結。而她就讀的音樂治療學校是位於英國的 Angela

Ruskin University，該校以心理動力學（psychodynamic）取向為主。Zoe分享自己經常舉辦讀書會，與其他音樂治療師一起討論國內外的新研究。她會選擇一些有趣的論文唸給大家聽，並試圖把不同學派的結構、精神，以及質性研究的成果，用可理解的方式轉化出來。

本身與音樂的關係：從小接觸音樂，到加入醫聲室內樂團

學習音樂並接觸樂團

在轉職成為音樂治療師的過程中，冠妤回顧了自己與音樂之間的連結。從小媽媽幫她

安排學鋼琴與小提琴，當時還年幼的她，並未特別選擇學習音樂，但也因為這樣，自然而然地

走進古典音樂的世界。

媽媽會陪她的經歷對她影響深遠練琴，身為曾經的音樂老師，她特別理解家長態度對

孩子學習音樂的影響——大部分的小孩並不會主動練琴，需要成人的鼓勵與陪伴。她的父母相

當重視這份學習，除了要求她把樂器練好，也會陪伴她成長，一起參與她的音樂之路。

由於學的是小提琴，冠妤從小就參與了許多學校的弦樂團、管弦樂團比賽與團練。相

比起只學鋼琴的孩子，小提琴更容易有團體演奏的機會，這也讓她培養了豐富的合奏經驗。最

多她曾同時參加三個不同的樂團——包含學校樂團、台北縣青少年管弦樂團，以及就讀音樂教

室的室內樂團。

這樣的音樂環境與訓練，使她從小就習慣在團體中演奏，對她而言，參與樂團是一件

「很自然的事」。即使出社會後，她仍會主動尋找可以參加的樂團。這些事情有時會覺得這像

是一項功課，但從未因此感到壓力，反而將它視為生活的一部分。

醫聲室內樂團:醫療工作與日常的出口

目前，冠妤是「醫聲室內樂團」的一員。這是一個以醫療從業人員為主的弦樂團，成

員多為醫師與牙醫，也包含藥師與社工等醫療相關背景人士。她說團員們真的很厲害，有些人

甚至是有能力開獨奏會的。

這個樂團不只是演奏的場域，更像是一個讓身處高壓工作的醫療人員，能重新連結自

己、找回身心平衡的地方。這些成員多半都有從小學音樂、參加樂團的經驗，所以對練團這件

事特別自然。她在這個群體中感受到被接納與支持，即使大家是剛下夜班或值完班後來練琴，

大家都很願意投入、配合排練，只為了一場又一場的演出。

她提到，醫聲室內樂團一年會有約兩次正式演出。例如 12 月、4 月與 7 月都會舉辦音

樂會，為此，成員們會進行分部練習與個人準備。這些曲目並不簡單，甚至會挑戰比較高難度

的編曲，激發團員的成就感與練習動力。對冠妤來說，這樣的練習與演出，不僅維持了她的音

樂熱情，也讓她在醫療工作與日常生活間找到一個出口。

這類以醫師為主體的樂團，其實在國際上也不罕見。國外有很多所謂的醫生樂團，不

只是古典音樂，在德國也有醫生組成的爵士樂團，表演時充滿熱情與自信。或是哈佛大學醫學

院也討論將音樂納入醫學生的課程，強調音樂作為身心照顧與壓力調適的功能。音樂，對這些

醫療從業者來說，已不再只是興趣或技藝，而是一種自我照顧、情感連結與心理支持的方式。

它讓這群身處高壓環境中的人，得以用最熟悉的旋律，回到自己。

醫院裡的不確定性與 de-escalation training降階訓練

醫療現場面臨的挑戰

在臨床現場，音樂治療師所面對的挑戰，往往超越我們一般人對「音樂治療」的想像。

Zoe分享，她在德國的急性精神科病房工作。這樣的單位如同急診室，任何緊急、危機的精神狀況都可能被送來。這樣的環境變動性高、充滿不確定，醫療人員隨時要應對突發事件。

她提到，像是警報器突然響起、個案突然失控，甚至有人在移動途中試圖逃跑，這些都是她工作中會遇到的日常。有一次，她帶個案從二樓病房走向地下室的鋼琴教室，個案看到門竟然直接赤腳衝出去逃跑，當下只能趕快拉響警報、通報醫師，請求協助，甚至需要警察將人帶回。

預期到個案可能會有攻擊性行為，她會避免讓這些個案參與多人音樂治療課程，改採一對一的方式進行，確保自己和其他病人的安全。

她說：「上班的時候，我們都會穿好走的鞋子，要方便隨時能跑；如果是高風險個案，我可能連坐都不會坐，只會站在靠近門的位置，門也會打開著，方便應變。」有些個案甚至會被綁在病床上（在醫療上稱為「束縛」）。這樣高風險的工作環境，也讓她深刻體會到音樂治療師不僅要有治療專業，更要熟悉整個醫療體系的運作與危機處理。

降階衝突訓練(de-escalation)

因此，在醫院工作的所有醫療專業人員——不只是醫師與護理師，包括社工、心理師、治療師，也都需要接受「de-escalation」的訓練。這是一種「降階衝突訓練」，目的在於學習如何在危機發生前或發生時，使用適當的方式降低衝突、平穩情緒，防止情勢升高。她笑說：「我們真的整天都在上這種課，一直在進修，就是為了學會怎麼冷靜地處理那些『很有可能會爆炸』的時刻。」這樣的分享，讓我們看見音樂治療不只是音樂與療癒的結合，而是嵌在整個醫療體系之中，與急性照護、精神健康、團隊合作密不可分。醫療現場的每一個環節，都可能牽動著治療的品質與安全。

舒壓團體的需求與大眾對音樂治療的期待

給公務人員的音樂治療工作坊

現代社會工作壓力大，尤其在風險較高的職場，許多醫療工作者常感身心疲憊，容易陷入崩潰的邊緣。針對這樣的需求，台灣近年開始有相關案子，邀請音樂治療師為醫療人員帶來紓壓團體課程。冠妤分享，曾受邀為政府機關的公務人員舉辦音樂治療工作坊。在那次工作坊中，她

先進行簡單的介紹，讓大家了解什麼是音樂治療，接著下半堂則帶領團體活動。她讓大家圍坐

成一圈，進行音樂互動，例如聽到音樂後聯想到什麼，這類音樂遊戲讓參與者能夠有所互動。

由於參與的人員彼此不一定都認識，就像大公司裡的員工平時較少碰面或聊天，這樣的場合正

好讓大家能夠互動，認識其他人。

音樂治療在台灣社會以及跨文化的解讀

她認為，音樂治療在社會的應用越來越廣，但大眾往往將音樂治療簡化為「舒壓放鬆

」的活動。其實，這只是一部分的期待，音樂治療的內涵遠比放鬆更多元。這種誤解有時來自

語言文化的差異，像是在西方國家，音樂治療多與心理治療相關，強調心理動力學；而在台灣

，更多人期待音樂治療帶來的療癒與放鬆。冠妤也談到自己使用不同語言介紹音樂治療時，會發現聽眾的反應與期待不同。她認為這反映了文化背景對音樂治療理解的差異，也期待未來有更多研究能證實這些文化上的差異。

音樂治療師能帶給人們的可能不只是紓壓放鬆，音樂治療師或音樂在社會上的應用確實越來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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